姚建明：站在治理角度衡量，才能做出新意来

6月26日，由搜狐财经主办的“公司价值发现沙龙暨中国价值公司100启动仪式”在北京举行。

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企业管理系主任姚建明认为，应该从四个方面探讨价值中国100项目。首先是怎么定义公司价值的问题。从目前的新经济视角来看，现有的财务、创新、社会责任三个维度，有些偏传统了。

其次，要适当地考虑企业的分类。比如像家乐福中国，经营这么多年的企业也被收购了，人家其实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讲做的是不错的，但是水土不服。咱们怎么衡量它，它难道没有价值吗？如果从市值角度肯定不能这样说，所以还要细分。

再次，一定要构建多维度、立体性的指标体系。由于技术的发展，企业在获得机遇的同时，也有可能给社会造成不良影响，这都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咱们站在治理的角度衡量它，可能将来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新意来。”姚建明说。

最后，制定指标的方法也应该创新。如果真正把社会治理角度纳入进来，可以通过网络获得大量的民众的反馈，并以此制定一些权重或指标。姚建明希望，未来可以建立一个动态变化的算法体系。

以下为姚建明演讲全文：

刚才聆听了几位专家详细的讲解和分享，也是收获颇深。首先我想探讨一个问题，咱们做这个价值公司100项目的初衷是什么，到底想解决什么问题？咱们是不是把这个定位重新再梳理一下，再讨论指标或者评价体系该怎么建。换句话说，这里面到底看重什么方面的问题？议题里面写了秉持公司价值发现，所以可能咱们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现在到底怎么去定义价值的问题。可能类似于这种提法，很多媒体都有。咱们怎么能做出新意来，咱们新的特点到底在什么地方？把这个挖一挖，甚至将来这个议题做完以后，咱们直接定义为新经济下的新价值都可以。

怎么定义新价值这个东西？可能新价值里面就不是传统的三个方面了，原来的说明里面写了财务、创新能力和社会责任，这三方面从目前的新经济视角来看，显然有点偏传统。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财务不用说了，创新能力是完全从企业角度来看的，社会责任这个提法，其实现在有点窄，因为社会责任不仅仅是给社会做什么一般性的贡献、不损害社会的利益，还得考虑整个中国社会未来的发展，可能需要从这个角度衡量它了。我只是个建议，待会讲一下，刚才有些体会学习，自己有些总结。

姚建明教授

第一个问题，我觉得咱们这个定位再从头梳理一下，是不是咱们可以将来提一个新价值的提法。第二个，中国价值公司100项目主要针对什么公司？说明里面我看也提了国内大型企业。大型企业现在分类很复杂，因为性质不同、资产不同，有外资的、国资的、国有、私营的、科技的、传统的。如果放在一起衡量的话，可能不太容易弄这个东西。所以咱们是不是还要细分行业，新的领域、新的企业类型，将来分开来做，这样可能更有价值。比如说像昨天这个例子，家乐福中国，经营这么多年的企业也被收购了，人家其实从社会责任角度来讲做的是不错的，但是水土不服。咱们怎么衡量它，它难道没有价值吗？如果从市值角度肯定不能这样说了，所以还要细分。因为细分成不同的行业、不同性质的企业，将来可能给中国的经济发展带来一些新的借鉴，甚至给政策将来怎么制定提供一些借鉴。比如针对外资企业，在新经济环境下将来怎么做，咱们本身这个事情的价值就更大了。

第一个建议刚才说了，咱们把这个定义为新价值。第二个建议，企业可能还得分类，按行业、按性质分类，按它的规模。第三个建议，说到指数，就是指标。当然评价任何一个指数最核心的东西就是指标，那传统的财务、创新、社会责任这三个指标，我觉得咱们应该拓展一下，拓展到什么样的整体指数呢？第一个，从企业内部来衡量，财务创新这肯定是内部衡量，社会责任有一部分也是它自己关注的事情。第二个，从社会角度衡量，一个是要从社会的效益角度来衡量，一个是从社会的责任角度衡量。社会责任这里面，刚才我已经说了，从一般的责任，可能还要考虑将来中国整体发展，比如它对中国新经济能不能带动。华为带动5G的发展，对中国未来一段时间里面是长期的贡献，这个责任远比地震救灾给点钱这个责任大得多。从这个角度，可能咱们能树立一个新的指标体系出来，才能真正帮助将来中国实现弯道超车。因为中国弯道超车从技术角度来讲很困难，差的不是一点半点，不是几年的问题，绝对是几十年半个世纪的问题。

所以唯一可能超的就是新经济，就是数字经济。为什么现在数字经济这么火，到处都在研究这个问题？数字经济的确可能带来弯道超车的机遇，华为可能从5G的角度超车。为什么现在美国封锁，可能也是从这个角度封锁，还是怕5G率先超越它。所以长远角度讲，我觉得社会责任这块，一定要把长远这个贡献考虑进来。

第三个，要从治理的角度考虑。政府治理的话，现在是一个非常困难的问题。比如说咱们现在很多例子，腾讯的游戏，还有P2P骗钱等等，这些事例不胜枚举。一方面，技术的发展，带来企业的机遇。另一方面，的确给社会造成了不良的影响，这个给政府治理提出了新的挑战。还有，一定要从政府治理这个角度探讨企业的价值。政府治理这个角度，按照规范的几个方面，党政社民媒，把企去掉，企业自己要考虑自己的价值问题。党政社民媒，这五个方面可能都要衡量企业的价值。咱们第三个维度，能不能从这个角度给它建立一个指标体系出来。三个维度，从企业内部一个，从社会责任角度一个，从社会治理角度一个，这样相对来说更全一些了。这是内容上的扩展。

从方法角度来讲，除了传统的建指标、权重的算法，咱们要先把它做成一个动态性的，与现在的新技术结合起来。因为如果咱们去主动定出一些权重指标，不一定是合适的。如果真正把社会治理、社会责任这块都纳入进来，通过网络也好，通过媒体也好，将来需要大量获取民众的反馈，通过这个来制定它的一些权重或者指标的可行性。所以，看看怎么把它弄成一个动态变化的算法体系。

还有，在这个体系里面，我觉得尽量还是应该加入民众的反馈。特别是社会治理这个角度，而现在不光有民众的反馈，党政社民媒都应该加入反馈。怎么加，这是一个方法层面，将来考虑渠道的一些问题。从媒体这个角度讲，现在在社会经济环境下还有一个放大的作用，企业任何一个行为都会放大。所以一定要把这个抓住，作为一个核心点去探讨这个方法的设计问题。

所以，我总结一下。第一个，价值公司100项目，的确要区别其它媒体搞的，要把它的价值突出来。既然是价值公司，那它的新价值体现在什么地方？即使咱们将来宣传，也有一个由头，给社会做了什么贡献。新的定位要弄出来。第二个，适当地考虑企业的分类。不考虑的话，有点像大学排行榜一样。人大一会第五，一会第三，一会又第十八，这个东西怎么弄。你没有公信力，没法说明这个问题。所以肯定要区别。第三个，指标这块一定要多维度。构建立体性的指标体系，区别于传统的财务创新、社会责任这些基本的指标，把一些新的东西加进来。治理这块现在提得非常多，尤其是数字经济来了以后，企业在飞速发展。那么大一个平台，说倒闭就倒闭。这种事情来了以后，你说它的价值大吗？咱们站在治理的角度衡量它，可能将来才能把这个东西做出新意来。第四个，方法上考虑怎么创新。

我就从这四个方面简单说一下，谢谢。

（文字、图片来源：搜狐财经）